近日，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称，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口6艘“阿武隈”级护卫舰，这是日本首次突破主战舰艇出口限制。近年来，日本在域外大国的怂恿下，不断强化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从最初的巡逻船、海警船、雷达等非杀伤性装备援助，逐步升级到情报共享、联合演训、军舰出口等高度敏感领域，暴露出两国企图构建“准安全同盟”、挑动阵营对抗的真实意图。

虽然日本提供的“阿武隈”级护卫舰没有此前韩国提供的护卫舰先进，但相对陈旧的装备或许更适合菲律宾海军。

近年来，在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指引下，日本正以防务合作为名，逐步突破“和平宪法”限制和“专守防卫”原则。从非杀伤性装备援助到实战型军舰输出，从依附美日同盟到强化多边防务合作机制，再到与其他国家联合演训活动实战化与协同性不断提升，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正在重新定位其在区域安全格局中的角色，这种动向值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武器装备输出呈现从边缘支援到实战绑定的渐进态势。2014年，日本出台“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开始逐步解禁武器出口。2017年，日本修订《自卫队法》，允许将自卫队的二手装备免费或低价转让给其他国家。随后，日本陆续向菲律宾、越南等国出口巡逻艇、海岸监视雷达，并以无偿援助或优惠贷款方式提供教练机、小型快艇等非杀伤性装备。

2023年4月，日本设立“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加快向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输出雷达及卫星通信系统等防卫装备。2023年12月，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实施方针，允许出口导弹等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2024年3月，日本再次修改这一实施方针，允许向第三国出口战斗机等装备。

日本在武器出口领域的步子越迈越大，目前正在向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澳大利亚等国推销其最上级护卫舰、P-3C反潜巡逻机、预警雷达等武器装备。日本武器装备出口采取“先非军后军、先周边后核心”的渐进方式，不断模糊“民用—军用”界限，企图削弱国际社会反对声浪，在事实上突破了“和平宪法”所设定的红线。

防务合作机制正从双边拓展至多边。二战结束以来，日本的防务合作高度依赖美日安保框架，宪法第九条有关“放弃战争、放弃行使武力、不保有陆海空及其他战力”的条款成为其无法直接参与集体安全机制的制度安排。2015年通过“安保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后，日本逐步确立了对外防务合作的法理“正当性”，在制度层面实现了对“和平宪法”和集体自卫权限制的新突破。

在双边层面，2022年以来，日本先后与澳大利亚、英国以及菲律宾签署《互惠准入协定》，结成“准同盟”关系，为双方部队部署、联合训练与后勤互补提供了制度保障。此外，日本还与美英澳等国家签署《防卫装备品和技术转移协定》，与德国等国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与美英法德等国建立了外长防长“2+2”会谈机制。在多边层面，日本配合美国打造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美日韩军事同盟以及美日澳、美日菲等小多边机制，将自身战略布局嵌入印太安全议程之中。

日本还积极充当“北约亚太化”的桥头堡。2023年，日本与北约签署“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该合作文件涉及网络防卫应对、太空安全保障等16个领域的合作，并明确自卫队将深度参与北约演习和联合行动，标志着日本与北约的安全合作大幅升级。从双边转向多边军事关系，表明日本已在制度层面构建起“和平宪法”之外的第二条制度轨道，架空了“专守防卫”原则。

联合演训活动实战化与协同性不断提升。战后长期以来，日本在“专守防卫”原则束缚下，联合演训活动主要限于与美国共同进行的本土防御与灾害救援。2015年“安保法案”通过后，自卫队在“积极和平主义”旗帜下开始大幅拓展演训对象，逐步与澳大利亚、东南亚国家、北约等开展双边或多边演习。演习内容也从人道援助、灾害救援等非战斗性课目逐步延展至两栖登陆、夺岛作战、空海对抗等实战性课目。

在“护身军刀2023”演习中，日本自卫队首次在澳大利亚试射12式反舰导弹，展示进攻力量，提升协同作战水平；2025年，日本首次正式参与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护卫舰与美菲部队共同开展演训，内容涵盖两栖作战、情报协同与后勤保障等多个领域，借此提升与相关国家军队的战术协同能力。

日本渐进式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背后离不开美国的默许纵容。美国将日本视为推行所谓“印太战略”的“马前卒”，不断支持日本进行军事松绑。新版安保“三文件”升级日美军事同盟关系，从原先“日守美攻”切换为“齐攻齐守”模式。日本则借美国在亚太拓展霸权之机，加速扩张军备，抓紧向“正常国家”和“军事大国”迈进。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邻国带来深重灾难，日本非但不认真反省，反而表现出扩张武备的危险态势，不仅大幅增加防卫预算，不断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还拼凑军事“小圈子”搞阵营对抗，甚至不时冒出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杂音。这些行径严重违背日本“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严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给亚太地区和平安宁带来重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