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7月4日刊发文章，题为《名字又能意味着什么？战斗机、轰炸机和现代空战》，作者是格雷戈里·马兰德里诺、托马斯·曼肯。文章摘编如下：

空战规则通常由强势一方制定，而当下的美国空军首次面对比自己更强的空中力量。

空战已经从高速、操纵灵活的战斗机间的缠斗演变为携带导弹的飞机之间的远程决斗。2015年，约翰·斯蒂利恩有先见之明地分析了这种转变。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胜利不再是最快、最灵活的战斗机在缠斗中摧毁敌人的结果。相反，今天的空战更倾向于使用更大、更难被发现的飞机，利用网络信息、远程导弹击败对手。

这种转变带来了一种新的空战模式，未来的空中优势飞机可能更像轰炸机，而不是战斗机。目前尚不清楚美国空军的F-47和海军的F/A-XX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些设计原则。

目前，美国空军为取得对中国的空中优势所做的努力反映了一种假设，即具备传统战斗机特征——高机动性、高速度、小尺寸——的飞机仍将是空战的核心。这些努力包括增加每架F-35可携带的导弹数量、购买F-15EX战斗机、开发无人协作战飞机（CCA）以及部署F-47下一代空中优势飞机。这些努力与现代空战不断变化的特点相冲突。部署高存活性、轰炸机大小的飞机进行远程空战，可以弥补这些不足。

自空战初期以来，“先发现、先射击”一直是制胜的关键。尽管飞机的机动性和速度长期以来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基础，但情况已不再如此。远程传感和增程导弹深刻改变了空战。当信息优势与武器运动学优势相结合时，一架飞机就能实现“先发现、先射击”。如今，飞机的生存力取决于减少信号特征，以挫败远程探测、跟踪、识别和交战。速度和机动性仍然重要，但这些特性如今更多地体现在武器上，而非飞机。

空战越来越青睐能够携带更多远程导弹和其他有效载荷进行远距离作战的大型飞机。历史案例可以佐证这一趋势。过去33年，美国空军发射的每枚超视距AIM-120导弹的平均击杀概率为0.46。这些交战发生在良好的电磁环境中。对抗中国空军时，美国飞机将面临复杂的电子对抗措施，这将进一步降低每枚导弹的击中概率，并增加摧毁单个目标所需的武器数量。在当代空战中，飞机携带大量导弹的能力至关重要。

战斗机传统上是小型飞机，这限制了它们可以携带的导弹数量和尺寸。此外，战斗机的小型武器舱限制了导弹的长度和直径，从而限制了攻击的范围。这些因素使得空军的传统战斗机库存处于不利地位，无法充分利用飞机尺寸在当代空战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面对这些挑战，有哪些方案可以增强空军的空中火力？一是部署更多战斗机；二是增加每架战斗机携带的导弹数量；三是增加战斗机的飞行架次。

当仔细研究时，这些方法似乎不那么有吸引力。尽管购买更多的战斗机（包括CCA）可能会有所帮助，但小型飞机固有的航程和有效载荷限制影响了这种选择的有效性。

相反，美国空军应该考虑非战斗机选择，以应对当代空战的挑战。如果五角大楼采取行动，接受斯蒂利恩的空战设想，那么应该增加“战斗机”的尺寸，或许增至当今轰炸机的尺寸。例如，仍在测试中的B-21“突袭者”轰炸机（如图）似乎拥有在当代空战中脱颖而出所需的生存力和有效载荷。虽然被设计和指定为轰炸机，但更有用的是，它可以被认为是一款隐形、联网、能够携带大量大型武器的远程飞机。

空战特点不断演变，越来越倾向于减少雷达特征和增加载弹量，而非追求速度和机动性。美国最好关注这一点。在远程空战中部署更大、高存活性的飞机将充分利用空战的转变特点。美国空军在开创新的空中力量先例方面有着丰富的历史。现在是打破常规、设定空中优势新标准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