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12月8日报道，叙利亚国家军队说，叙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已经结束。另据中新网12月8日引述路透社报道，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已离开首都大马士革。

而最新影像显示，反对派人员已进入叙利亚总统府。

当地时间2024年12月8日，叙利亚阿勒颇，叙利亚反对派称已“推翻阿萨德政权”，部分民众欢呼庆祝。 澎湃影像 图

此前报道，当地时间8日，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表示，他们已开始进入首都大马士革。当地居民表示，大马士革传出激烈枪声。据报道，两名居住在大马士革附近住宅区的居民称，目前还不清楚枪声的来源。

据新华社早前报道，自11月27日起，叙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及极端组织人员在叙西北部等地区持续发生大规模交火，叙利亚局势骤然升级。11月30日，反对派武装进入叙第二大城市阿勒颇的大部分地区，这是反对派武装和极端组织2016年以来首次攻入阿勒颇。分析人士指出，反对派武装的短时间内突破，主要原因包括叙政府盟友分身乏术、反对派武装准备充分、叙经济持续恶化等。

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杨玉龙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cn）采访时总结说，就阿萨德政府的外部环境而言，俄罗斯、伊朗、黎巴嫩真主党这“三大支柱”近来地缘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让阿萨德政权难以获得足够的军事支持；而在内部，政府在裁撤民兵、军队重建、外交环境缓和、各派和解与和平进程等方面存在决策失误。

阿斯塔纳机制并未完全压制冲突

澎湃新闻：叙利亚局势变化的速度是不是超出了你的想象？

杨玉龙：叙利亚局势的变化远远超过了所有人的预计。这两天各方已经担心阿萨德政权可能崩溃，但速度如此之快，超乎了媒体、学者、智库的估计。

首先，局势进展速度之快，可从内部和外部的两个环境来看。从外部的环境来看，叙利亚危机2011年爆发以后，特别是2014、2015年左右，叙利亚问题受到大国博弈的深度影响。而按照其内部权力结构变化来说，巴沙尔政权其实在2015年左右就已经走向崩溃。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所说，如果没有当时俄罗斯的及时干预的话，叙利亚政权实际上在2015年，复兴党政权就已经是穷途末路了。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讲，2015年以后，特别是9月俄罗斯干预之后，整个叙利亚问题的走向，实际上是由大国一系列动态博弈、政策的相互协调所决定的，特别是由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三个国家所形成的阿斯塔纳机制。通过大国协调的机制和冲突的降级，在2017年以后，在2020年之前形成了叙利亚局势的稳定的局面。

这三个国家参与叙利亚问题的动机是不一样的，利益也是不同的，但是他们的目标是一样的：通过叙利亚问题来进行地缘博弈，获取相关战略利益。无论如何，这个协调机制把叙利亚局势稳定下来了。

澎湃新闻：11月底至今，为什么叙利亚局势变化如此之快？

杨玉龙：叙利亚的动荡不是一日之功，在11月中上旬就值得提出预警。当时，我注意到，伊德利卜省冲突问题在加剧。

外界其实有一个误解，好像在11月27号，极端组织“沙姆解放组织”发动了袭击之后，叙利亚突然发生局势变化。其实不然，在阿斯塔纳机制建立的冲突降级区，特别是2023年到2024年，叙利亚政府和俄空军其实一直在对伊德利卜省实施战略包围，俄罗斯不断对反政府武装空袭。叙利亚政府军也通过炮击等各种方式一直在对反政府武装进行战略消耗。所以伊德利卜省冲突实际上已经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特别是进入到2024年的9月、10月、11月，这个问题其实是越来越严重了。

至于最近的突变，主要还是地缘环境，特别是地区格局，在新一轮中东战争的强烈冲击之下，使得叙利亚政权最为倚重的三根外部支柱全部都失效了。阿萨德政权2015年以后，他自身的这个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已经无法支撑这个政权继续维持下去。他能维持到现在，其实主要就是依靠这三大力量的这样一个坚定的支持：俄罗斯、伊朗和黎巴嫩的真主党，他发挥的是三个方面的力量。

俄罗斯主要依靠着塔尔图斯海军军港，和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对叙利亚提供空军支援和军事援助。

伊朗主要通过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向叙利亚提供战术、技术性支撑，特别是圣城旅有大量的伊朗军事顾问帮助叙利亚政府军，指导他们的作战。在军事力量的不足方面，伊朗主要作用是在叙利亚境内建立了大量的民兵武装网络。

在地面战场，特别是保卫大马士革和叙利亚西北部、北欧中部地区的很多作战行动，都是由黎巴嫩真主党的民兵武装来完成的。

所以这三根支柱缺一不可，同时发挥作用，才在2016年之后逐步扭转了叙利亚政府军的劣势局面，让局势逐步稳定，把“沙姆解放组织”在内的反对派力量压缩到伊德利卜以及西北部、北部的地带。从根本上讲，不是叙利亚政府军有能力把局势支撑到今天，而是俄、伊和黎巴嫩真主党三方合力，才把“沙姆解放组织”、民族解放阵线、“叙利亚国民军（自由军）”这些反对派武装力量，最后压缩到伊德利卜和叙土边界。

三大支柱失效带来的战略真空

澎湃新闻：伊朗、俄罗斯、黎巴嫩真主党这三方遭遇了什么？

杨玉龙：战局变化根本原因是新一轮中东战争和俄乌冲突，使这三方根本无法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沙姆解放组织”抓住了这个非常重要的权力真空地带和战略机遇窗口期。

因为俄乌冲突，俄罗斯几乎所有的军事力量都投身到俄乌正面战场，所以它没有办法提供迅速的有效援助。

伊朗虽然在新一轮中东战争中，军事力量损耗本身并不大，但是因为以色列当前在黎巴嫩、叙利亚一线维持了高压军事威慑状态，伊朗没有办法有效向叙利亚提供军事援助。因为地理阻隔的原因，不管是从海上还是陆上，伊朗某种程度上讲是爱莫能助。

伊朗之前部署在叙利亚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的一些高级军官和军事顾问，在过去一年以色列持续不断对叙利亚的“定点清除”中被打击得很严重。阿萨德政府其实做了很多错误的决策，这包括很多人不了解的一个情况，叙利亚其实这几年非常担心伊朗的军事存在在叙利亚境内扩散过快，于是把很多伊朗民兵武装都解散了。

根据以色列那边军方智库、情报部门的判断，以及我个人的观察，最关键的其实是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力量被以色列严重削弱。过去一年，新一轮中东战火和黎以冲突，特别是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力量，被以色列大幅约束和限制在黎巴嫩境内，消灭和消耗。过去两个月的军事行动，使黎巴嫩真主党的损失非常之大。黎巴嫩真主党现在没有办法向叙利亚提供这些有效的军事援助。特别是有经验的民兵武装力量，在叙利亚西北部、中部、南部的战场，要么都已经全部撤走了，要么剩下的少量部队也发挥不了什么实际作用。

所以从外部因素来看，阿萨德政府崩溃得这么快，最关键的是他的这三根外部的支撑性支柱，就算不能说是倒塌了，但至少是在现阶段的条件下都发挥不了实际作用。

澎湃新闻：叙利亚的内部条件发生了什么变化？

杨玉龙：美国对叙利亚过去实行的长期的经济制裁，使得叙利亚的政权经济面临很大的问题。经济财政长期处于非常低的状态，政府根本无法维持现有庞大的政府军的军事装备。叙利亚对外经济贸易各方面都处于低层次状态，政权的建设恢复包括战后重建，没有在过去8年取得明显的进展。

在制裁影响下，我觉得最大问题是整个政府军的军事装备，特别是十几万士兵的薪酬都处于极低的状态，这就导致叙利亚政府军实际上过去8年没有恢复元气，相反他的政府军的这个实际作战能力是反而在不断地下降。

很多报道显示，叙利亚政府军薪水非常低，月薪只有几十美元。在这样的经济条件、财政条件和对军事装备的重建条件下，叙利亚政府军只是明面上有着十几万编制，但实际上的作战能力，军人作战意志和意愿都是非常低的。这些都导致了叙利亚政府军在当前的反政府武装的面前，几乎是一个崩溃状态，所以可以说这过去十年，特别是叙利亚重建阶段，美国的“凯撒叙利亚平民保护法案”的长期制裁，从经济上把叙利亚政权扼杀掉了。为了重建经济，叙利亚政府本应去应对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危机，来解除他的经济制裁，这也没有结果。

从政治等其他各方面来看，虽然说2016年以后叙利亚政权转危为安，2018年以后，特别是“伊斯兰国”被彻底击败之后，叙利亚进入到了所谓的政治经济的重建阶段。然而，阿斯塔纳协议只是冲突降级，但是没有解决所有问题；以日内瓦为中心的联合国所主导的叙利亚和平进程，也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在政治方面，叙利亚政府跟反政府武装，不管是极端派、温和派、世俗派，矛盾没有解决，一直留到今天。根本来说，叙利亚没有启动真正意义上的包容性政治过渡进程。

从最近十多天的表现来看，巴沙尔政权在政权的基础、政治的建设方面，已经丧失了民众对他的支持。叙利亚内部的矛盾其实非常复杂的，它的政治上的矛盾，民族方面的矛盾，宗教和教派各方面的矛盾，几乎是交织在一块。叙利亚巴沙尔政府过去8年，他没有合理地利用这样一个窗口期去推动国内的政治对话重建。针对民族、宗教、教派各方面的对立关系，乃至于叙利亚政府跟民众之间的强烈的鸿沟，政府并没有推动矛盾解决。

于是大家看到，从阿勒颇、哈马、霍姆斯到大马士革，叙利亚的老百姓，他既不喜欢伊斯兰主义的反对派，但是也不喜欢这样的一个巴沙尔政权。所以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政府实际上是全面崩溃，现在已经几乎是无法收拾的局面。未来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体系可能将会快速地瓦解，整个叙利亚将重新回到一个政治碎片化和力量重构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