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4年9月30日，加沙地带汗尤尼斯，以色列袭击后，一辆汽车被摧毁。

新一轮巴以冲突至今已经持续整整一年。最近一段时间，以色列军事战略重心从南部的加沙战事转向北部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在对黎巴嫩发动多次空袭后，10月1日凌晨，以色列国防军声称，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起了“有限地面行动”。同日晚间，伊朗向以色列发起大规模导弹袭击，以报复以色列的一系列行动。10月5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讲话称，以色列有权自卫并回应伊朗的袭击，这是以色列即将要做的。

这一切使冲突的方式和烈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巴以冲突更加惨烈，并使外界对冲突升级为全面地区战争充满了忧虑。这种风险也恰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七十九届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所言：“加沙战火可能将整个地区拖入其中。黎巴嫩人民、以色列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无法承受让黎巴嫩成为另一个加沙。”

巴以冲突爆发一年来，血腥冲突和政治暴力泛滥，冲突方式不断翻新和冲突外溢范围不断扩大，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与以色列、美国之间的阵营化对抗，无人机、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新科技手段频繁使用与国际道义持续滑坡并存，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对约束暴力和解决冲突无能为力，尤其是先进军事科技手段服务于野蛮原始暴力冲突的怪诞图景，都使得巴以冲突聚焦了当今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严重倒退。

“巴以冲突综合征”的形成和扩散

巴勒斯坦所在的“肥沃新月地带”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古老的两河文明、亚述文明等古代文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世界一神教，均在该地区孕育和成熟。但是，巴以冲突爆发一年来，冲突的持续升级和外溢，以色列和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之间不断升级的对抗，都使东地中海地区的“肥沃新月地带”沦为战争和暴力弥漫的四战之地。而围绕巴以冲突造成的地区性政治和安全危机，以及在地区政治和全球政治中造成的思想和伦理纷争，形成了一种令人困惑、无奈乃至失望的“巴以冲突综合征”。

20世纪以来，阿以冲突和巴以冲突本身就是一种冲突综合征，它是在近代以来奥斯曼帝国衰落解体和中东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挟裹进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产物，也是国际体系对中东地区一系列失败安排的产物。巴以冲突根源于双方在同一地区构建民族国家而发生的领土争端，但在本质上既是殖民主义委任统治失败和分而治之政策的历史遗产，更与英国、法国、美国、苏联等世界大国的操控密不可分，同时也交织着中东地区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和地缘政治纷争。

新一轮巴以冲突在本质上仍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延续，这场冲突的所有主体、根源、仇恨、矛盾都有其畸变的逻辑。

——在这一年中，以色列对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及其支持者伊朗采取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强力重击，进而在极端暴力和政治偏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自身也陷入了内外交困的深刻危机。

——在这一年中，作为冲突的主战场，加沙在以色列的狂轰滥炸和地毯式扫荡下沦为满目疮痍的“人间炼狱”，巴勒斯坦数万民众生灵涂炭，哈马斯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

——在这一年中，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的边境冲突持续不断，并演化为以色列对真主党的野蛮打击，真主党领导和组织网络接近瘫痪。

——在这一年中，胡塞武装在红海对西方和以色列目标进行袭扰，美国、以色列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不断，酿成严重影响世界航运安全和供应链安全的红海危机。

——在这一年中，以色列与伊朗的政治对抗、军事冲突、安全博弈持续升级，以色列轰炸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引发双方互相打击对方本土，哈马斯、真主党、伊朗革命卫队高官连续不断地被以色列以极尽羞辱的方式清除，伊朗陷入严重的被动。

——在这一年中，叙利亚、约旦、埃及、也门等巴以冲突的周边国家因巴以冲突外溢受到严重冲击，安全风险不断上升，经济、社会损失严重，尤其是以色列轰炸叙利亚已经成为巴以冲突以来的常态，而约旦则处在以色列和伊朗对抗的夹缝中备受煎熬。

——在这一年中，美国仍在奉行所谓的“可控冲突”政策，在对以色列进行无条件大力支持的同时，通过增强军事存在威慑伊朗等反以力量，并利用地区盟国斡旋谈判，以实现对冲突的控制。

——在这一年中，美国和欧洲的西方社会因巴以冲突发生严重的政治撕裂，一度发生巴勒斯坦支持者与以色列支持者冲突骚乱，伊斯兰恐惧症和反犹主义并存加剧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对立冲突。

——在这一年中，国际社会无法制止巴以冲突的不断升级，无法阻止血腥暴力的不断弥散，联合国的权威遭到以色列的严重蔑视，联合国安理会的大国一致和集体安全原则遭遇严峻挑战，进而使巴以冲突成为国际秩序危机和全球治理失灵的写照。

……

总之，“巴以冲突综合征”是以色列和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共同制造，并在中东地区和国际社会扩散和弥漫的冲突顽疾，它既诉说着世界文明隆兴之地沦为冲突恣肆之地的悲哀，也揭开了现代文明和世界秩序无法治愈的世纪伤疤。

当地时间2024年10月3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巴以冲突持续，以色列部队正在进行地面作战。

巴以冲突是没有赢家的政治悲剧

整个巴勒斯坦地区仅有2.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却酿成了阿拉伯民族、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一个多世纪的冲突，可谓现代世界最大的政治悲剧之一。历史上阿以双方曾爆发五次中东战争，而新一轮巴以冲突的性质、规模、影响无疑完全可以定性为“第六次中东战争”。（参见刘中民：《新一轮巴以冲突是一场更复杂的“第六次中东战争”》）

新一轮巴以冲突是历史的延续，但这场古老的冲突又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复杂性和新特点，并突出表现为哈马斯与以色列的思想和行为更加激进，尤其是以色列的极端暴力偏好和政治偏执严重；围绕巴以冲突的地区矛盾从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矛盾，转化为以色列与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之间的矛盾，而阿拉伯国家的非国家行为体成为冲突的主要行为体；美国在维持总体战略收缩与被迫增兵威慑“抵抗轴心”、抑制冲突升级之间进行艰难平衡；情报战、科技战、网络战的介入与残酷的定点清除等手段相结合，对力量对比态势、战场延展性、战争残酷性、战争传播和战争话语争夺产生复杂影响；……

但是，不管这场冲突如何复杂，但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政治悲剧。

首先，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直接当事方哈马斯与以色列都是加沙冲突的输家。

哈马斯固然以异常惨烈的方式使巴以冲突重回中东政治和国际社会的中心，但由于此次冲突处于国际秩序倒退、国际约束孱弱的大背景下，不仅使加沙和整个巴勒斯坦付出沉重代价，而且未来加沙和西岸的处境很可能因以色列的政治偏执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以色列尽管处于绝对的军事优势并重创哈马斯的有生力量，但不仅未能实现解救人质、消灭哈马斯、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三大目标，而且付出了安全困境加深、经济社会发展损失惨重、陷入国际孤立等沉重代价，而这也正是内塔尼亚胡战时内阁继续以打击真主党、胡塞武装、对抗伊朗等方式延续冲突，维护脆弱的政治合法性的原因所在。以色列的结局无疑是战术上胜利，战略上失败，并陷入更加难以化解的安全困境。

其次，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遭遇严重挫折乃至彻底失败，伊朗的输出革命和意识形态外交已走上难以持续的穷途末路。

1979年之前伊朗和以色列不仅在历史上长期友好，在当代也曾共同作为美国盟友而密切合作。双方关系出现矛盾始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反美、反以成为伊朗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此后，双方围绕中东和平进程尤其是巴以问题、伊核危机与伊核协议、“阿拉伯之春”尤其是叙利亚内战问题的矛盾不断加剧，双方在军事和安全领域针锋相对的对抗日趋突出。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等伊斯兰主义力量，既是伊朗输出革命外交的产物，也是伊朗为抗衡以色列培植重要代理人的结果，其重要战略考虑是通过争夺巴勒斯坦问题的话语权，扩大对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影响。

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尽管其主要参与方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是伊朗影响地区事务的重要力量，但引发与以色列的全面冲突并直接参与巴以冲突并非伊朗的战略选择。因为与以色列爆发全面战争并不符合伊朗国内改善经济民生、对外改善国际环境的内外战略。

在冲突初期，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对以色列的袭扰，一度使伊朗处在相对有利的地位。但随着哈马斯和真主党遭到重创，哈马斯和真主党领导人不断被以色列定点清除，伊朗反应迟钝、手段有限，导致冲突不断向不利于伊朗和“抵抗轴线”的方向发展，并考验伊朗的战略抉择。舍弃国本、不惜代价支持“抵抗轴心”力量死磕以色列，显然不符合伊朗的内外战略；放弃“抵抗轴心”，不断妥协退让，将使伊朗颜面扫地，失去对“抵抗轴心”的领导权和信誉。从本质上来说，巴以冲突成为继1980-1988年两伊战争后考验伊朗输出革命外交的又一试金石，但恐难逃再次失败的命运。

当地时间2024年10月1日晚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200枚导弹。

再次，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与巴以冲突渐行渐远，影响有限。

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与伊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对巴以冲突比较冷淡。尽管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不断谴责和反对以色列，但多数国家相对克制，尤其是已无法形成联合对抗以色列的合力，更未采取历史上经济制裁、石油禁运等手段。其中原因十分复杂，其中既有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衰落、阿拉伯国家日益转向重视国家利益等因素，也有“阿拉伯之春”以来阿拉伯国家发展转型任务艰巨，对介入地区冲突热情不高有关，也与巴勒斯坦问题矛盾复杂、阿拉伯国家长期介入和参与但收效甚微而心生厌倦有关。此外，不少阿拉伯国家是美国盟友，并在美国的“亚伯拉罕协议”推动下谋求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更是阿拉伯国家不愿介入巴以冲突的重要根源。

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与巴以冲突渐行渐远当然有很多消极影响，但也有其理性的积极意义。在历史上，很多阿拉伯国家“打巴勒斯坦牌”谋求自身利益，也是巴勒斯坦问题复杂化的重要原因，甚至严重损害巴勒斯坦利益。从这种意义上说，尽管阿拉伯国家逐步淡出巴以冲突不利于阿拉伯国家共同反对以色列，但这或许是这场冲突的必然结果。对于巴以双方而言，只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不再受到外部操控，双方都告别极端和偏执，回归理性，巴以才有可能实现和平。

最后，新一轮巴以冲突也是美国中东霸权以及世界领导权不断流失的漏斗。

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美国的政策在本质上体现了其维系中东霸权的诉求和权力资源有限的矛盾困境。一方面，在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向以色列提供了持续不断的系统性支持，在联合国层面不断为停火止战制造障碍，进而使冲突得以持续，并使联合国难以在停火止暴、政治解决冲突方面有效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美国又通过多次增兵中东对反以力量进行威慑，避免冲突升级为地区性战争，进而危及美国以大国战略竞争为核心的全球战略。

在这场冲突中，美国进行军事行动的硬实力和斡旋解决冲突、发挥国际体系领导作用的软实力都陷入了困境。美国既缺乏像发动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那样改变中东地区格局的能力、雄心和意志，更无全面领导中东和平进程、缔造奥斯陆协议的道义高度和国家形象。

1948年的第一次阿以冲突爆发是大英帝国霸权从中东淡去的直接结果，而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也与美国在中东力量和雄心不再有密切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说，新一轮巴以冲突的乱象，以及国际秩序的无力，也是美国霸权衰落，起码是其领导能力严重不足的明确信号。

总之，新一轮巴以冲突这场发生在现代社会的原始冲突，在本质上也是人类现代理性与原始野蛮本性之间的冲突。它是巴以双方的悲剧，是中东地区的悲剧，更是世界和人类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