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网5月10日电?当地时间2月22日，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访问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访问教授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在第32届卡姆登年会上发表题为“中国将成为怎样的全球性大国”的演讲，部分演讲内容摘编如下：

中国将成为怎样的全球性大国？十年前，这个问题或许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急迫性。十年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自从2008年西方爆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衰落之相日益突出;其次，同样自那场危机以来，中国不断崛起。这十年里，中国经济规模翻了一番，而美国经济大约只增长了10%。

这些变化也带来另外一些结果，在新一代领导人领导下，中国的对外政策发生变化，从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发展到今天变得外向得多、开阔得多。

西方最致命的毛病在于，在思维深处是不理解中国的。我们的思维范式认为西方是具有普世性的，终有一天世界上所有人都应该、必须且必然变得和我们差不多。老实说，这种提法已无法维持。

我说四点：第一，我们一提到国家就会想到民族国家，但中国绝不能被简单划归民族国家范畴。在我看来，不应仅仅将中国看作民族国家，还应将其视为文明国家，其传承是文明的传承。中国对国家-社会关系的认识、儒家价值观、个人的社会角色、人际关系，甚至中国的美食、语言，都是中国传承的文明遗产，中国既是文明国家又是民族国家，从这样的角度去看中国，才能真正理解它的不同之处。

第二，我们总认为中国是个中央集权化程度很深的国家。运作国家的一切决定都出自北京，这当然不是真的。中国有14亿人口，不可能事无巨细都由北京决定。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总结出一个经验，唯一可以既维持统一又确保国家机器正常运作的办法是对地方差异给予足够的尊重，或者说“一文多制”即“一个文明多种制度”。

第三，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我们认为治理在本质上便是普选权、多党制，中国却不一样。正因如此，西方长期以来一直坚信中国当前的体制是不可持续的，是缺乏合法性的。但如果你关注关于中国治理的学术研究，关注皮尤中心的全球态度调査，就会发现中国人对政府治理的满意度非常高，完全具有可持续性。

第四，西方和中国对普世性的理解大不一样。欧洲将普世性看作一场传播福音的布道，要改造世界。中国不认为普世性的表现是自身的外化，而认为自己是中央王国，是天朝，是文明的终极形式，因此根本没必要离开中国。所以，中国的普世性是一种留守型的普世性，而西方的普世性是一种向海外进发的普世性。

辨析以上差异，对理解中国的世界观和中国的全球角色非常重要。

我认为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有以下几大特征：一是中国的经济实力。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经济转型令人瞩目，2015年时中国GDP在全球总量中的占比就已经超过了15％，现在已经达到了16％-17％。这非常了不起，到2030年或2035年，中国贡献的GDP将达到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中国经济规模将大于美国和欧洲的总和。尽管我们不能完全排除意外情况，但这些预测总体上都会成为现实，鉴于近期的历史，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样的预测，否则可能犯下大错。

二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有某种亲近感，能够理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许多人批评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但如果你看看非洲国家的民调结果，65％的非洲人对中国的态度是比较正面的。根据预测，到2030年，被称为“南方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将贡献67％，只有33％来自发达国家。所以，中国自然会高度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三是“一带一路”。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打交道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经验。如今经过大力推动，中国已经投入了巨额资金，沿线许多国家对这项倡议展现出巨大热情，因为它们看到了改善当前处境的机遇。我想这大约能反映出各国对“一带一路”的态度。

四是中美关系。我认为中美关系已经驶入了未经勘测的水域。美国人现在有种心态，觉得中国是个威胁，或者至少也是个挑战。我认为在讨论中美关系的时候，我们过度夸大了中国军费开支的重要性。中国不是苏联，中国一向不像西方和俄国那样看重军事实力、美国不可能阻止中国崛起，除非它发动核战争。中国崛起是一个伟大的、非同寻常的历史时刻，它背后是世界的根本性转变。

中美竞争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贸易，而在于创新。西方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创新能力，无法做出创造性和激进的改变。我认为这是个很严重的误解。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渐进式创新积累了巨大的创新思维能力。经过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后，中国现在已经具备了极强的创新能力，创造了许多我们无法想象的东西，成为了世界创新大国。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激烈竞争，迸发活力，美国企业应该投身加入其中，向中国学习，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西方特别是美国而言，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找到另一种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西方不能继续自以为是天下第一、固步自封，而是要跳出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世界，学会在新形势下生活。我认为美国最大的挑战在于学会适应新的世界，接受中国作为一个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确定新的合作形式和对抗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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